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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力图克服政治宪法学那种决断背后的意志论糟粕，拒绝元规则领域无法可依，而把它替换成了更稳定、更清晰的二阶规则或结构性规则。

第一部分旨在呈现我国宪法本体论矛盾的不可回避，阐明当下讨论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反而进一步彰显了矛盾的零和。[65] 参见施米特，见前注34，第73-76页。

这些回应是否真正解决了矛盾或形成了共识？可以观察两种典型的回应思路：（1）澄清具体化的所指。也正因二阶的宪法共识，部门法的一阶共识才具备了基础。二阶本质的宪法，无论在立法、释法抑或其它阶段，都无法跨越本质鸿沟去处理部门法的一阶问题。一旦它被改变，数十年来被学界奉为圭臬的诸多常识亦将随之全盘动摇。只有深入追溯这三种宪法逻辑的缘起，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宪法及其与部门法关系的诸多矛盾何以发生。

[6] 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99-304页。（一）为何讨论三江并流问题？追溯宪法概念背后的脉络缘起，这种研究思路并非鲜见。基于这些类型，给付义务的内在法律拘束依循是否需要给付、以何种形式给付、谁有权请求给付和谁来给付展开。

第四种是承诺，这可被视为一种行政机关自我拘束，进而产生法律上的拘束效果。[14]我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及《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都确立了社会救助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并坚持托底线、救急难和可持续的总原则。[32]类似的政策性补偿，如退养还湖，即因国有渔业水域占用后退出养殖、捕捞的当地专业渔业生产者，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土地征收有关规定予以安置。其中，是否给予给付阶段便需要对底线性的给付义务加以判断，在关乎公共性的问题上也不能随意采取私法方式。

[41]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3889号行政裁定书。法院也常基于发放对象是否适格、是否应予发放等进行裁判。

从五保户供养的发展历史来看，《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社员，应当统一筹划……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指靠。这导致行政补偿中的给付更是一种手段描述，即给予某种补偿金。[37]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平民二终96号民事裁定书。如，在建平县三家乡政府诉张凤瑞给付草原补贴款上诉案中，法院认为当地政府并未发放补贴给承包草原经营户，有悖于国家制定草原补贴政策的原意。

[51]参见张再林：《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例如进行慈善的责任，即使没有特定的个体来从慈善中得益，慈善成为一个责任依然是合理的。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早年亦有学者认为，具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补贴也可以以政策为依据。[65]该案中，《关于山西省省属国有企业改制和关闭破产中退休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项目之外的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办法和资金来源都予以了明确规定，该政策性决定是给付请求权之基础。

[62]作为受益性行政，行政给付领域采用契约的广泛性和便利性，使其与依法行政原理的龉龃常被忽略。摘要:  行政给付义务包括法定职责、协议和道义三种类型，进而形成垂直、水平和补充三种样态。

机会不仅关乎脱离贫困，也关乎每个个体的思考、工作、尽力过上快乐成功生活的自由。（二）基于给付义务类型整合公、私法的调整密度基于道义的给付义务整体上不受法律拘束，也很难具有直接的请求权基础，最多会转化为立法目的或者立法原则中的相应表述。

这些案例虽未明确论证双阶段理论等学说，但基于民事审判与行政审判相分离的实践，实则已被分离为民事、行政两端，也会出现因立法或相关规范定性不明而导致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均不受理的现象。参见谢鸿飞：《〈民法典〉中的国家》，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5期。第二，外在的法律拘束则仍需以实体权益实现为行政给付目标，更加关注与公平、均等等价值相关的权益实现判断标准，以公私法调整密度为手段，法律关系为整合工具，实现不同类型的行政给付义务整合。即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所对应的那些行政给付义务原则上由国家或政府承担，其他不涉及这些内容的给付义务多数可交由私主体履行。补偿型给付义务常以抹平社会伤痕为目的，强调有因性，即出于特定政策的补偿或历史因素等缘由。[26]在邹政贤诉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中，法院从《工伤保险条例》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考量，认定邓尚艳已在一年的法定申请时效内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是因存在不能归责于本人的原因而导致维护合法权益的时间被拖长，受理其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程序并无不当。

民生保障建设诸多领域均与行政给付相关，精准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确定哪些给付义务必须由政府承担，进而确定妥当的行政给付方式以及其中相应的公私法调整规则，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国家、社会与个人责任分配，有助于中国式行政给付体系化及相应法治的完善与发展。最后，行政给付义务看似都是受益性的，但处理不妥或相应制度保障存在问题，其所产生的侵害后果远大于侵害行政。

不过这项措施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因为其他地区，尤其是大城市人口众多，如果推行将带来巨大财政负担。通常来说，只有以个人账户为基础时，个体才会享有对退休保障金的财产权益。

基于特定目的的财政类给付则带有政策扶助或治理目标的色彩。[38]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3）湛行初102号行政裁定书。

此外，行政给付义务类型化的展开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亦会产生冲击。三、类型化行政给付义务的内在法律拘束依类型化的基本理论，如果类型是制定法规定的，则应该在制定法中寻找整体规则。垂直和水平样态的行政给付义务，可借助法律关系理论予以整合。[28]补贴项目繁杂，如针对种粮农户的直接补贴、光伏补贴、扶贫补贴、三农补贴、草原补贴等，其补贴目的也是法院的审查重点。

1.哪些给付义务可以交由私主体履行？发展到当下，在给付义务所对应的相应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领域，大量的社会化抑或市场化现象已表明，绝大多数给付义务可以交由私主体，即使是救助类给付也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这一问题本质上即上文所探讨的给付义务底线。在我国当下的各项社会立法中，基于过去社会立法分散化和碎片化较强、社会公平正义有待进一步加强等情形，应借助公私法规范的合力，基于基本的规范框架，设计更为统一的法律框架。

[44]基于道义的行政给付义务是法律义务的补充。进入专题： 行政给付义务 公私法 。

实际上，仅以这些关键词检索也未必能够涵盖行政给付的全貌且很多内容之间会有叠加，如保障性住房与住房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等。促成特定政策目标实现的扶助类给付便已经开始出现了公法与私法法律关系同时并存的情形，如给予补贴时可能会签订一定的协议，以确保补贴的发放。

政府对定点医药机构的选择存在协议形式，即要求签订定点服务协议，而行政机关对协议履行情况亦需要监管。道义类的给付义务，一定意义上很难在司法裁判中得到观察，但鉴于其在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早期的行政给付展开主要以道义义务为主，包括慈善、救济等，伴随着国家对救济等活动的有序推进，行政给付义务才日渐法定化，从类型化角度看，道义类行政给付义务仍符合类型抽取的特征，即多次重复出现的且具有大致相同的外部特征。[17]兜底型救助类给付义务常强调是否满足相应资格，也会强调因个人或家庭收入变化进行相应的资格调整。[75]鉴于给付这一概念发端于民事领域，借用法律关系理论亦可更好地勾连给付义务中的公法、私法以及法定、约定义务。

[7]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85页。例如，人死后，其近亲属是否有权请求政府履行基本的殡葬给付义务，即提供必要的殡葬服务，使死人能够安得其所。

[73]综上所述，行政给付义务的类型所导致的调整原理会呈现出相应差异。仅当从任何角度看，给付请求权都显然而明确的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时，才可以否定其诉权。

给付请求权主要存在于法定职责类的行政给付中，最终谁来给付仍需结合给付的项目展开，国家负有一定的兜底性责任。抑或德国法上将承担公共职能的私主体纳入行政主体概念中来调整其职责，我国并不存在这种适用基础。